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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劫掠 不屈抗争——清兵入侵兖州
日期: 2014-01-04 来源: 作者:

 十二世纪时,女真族的完颜部进入黄河流域,建立了金国;另外的一些部落则仍留在东北,过着氏族社会末期的生活。这些部落后来都臣服于元和明,明朝时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等部。其中的建州女真发展最快,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7)时,建州女真的杰出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诸部,自称大汗,建立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

东北地区发生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未引起明廷应有的重视。明帝国政治的混乱腐朽,官吏的贫黩腐败,由此造成的百姓不堪忍受而频频揭竿而起,反而给后金军的南下扩张创造了条件。在不长的时间里,后金军力不断壮大,明军则在东北地区节节败退。后来努尔哈赤在一次战役中死去,其子皇太极继位;1636年(崇祯九年),皇太极废大汗称号,即皇帝位,改国号大清,改建州女真为满族。此后更加积极有计划地向明朝发动攻势。

清兵数次进攻山东,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也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尤其是崇祯十五年清兵屠兖州之役,兖州守城官兵的壮烈牺牲精神,真是英勇悲壮,可歌可泣,是兖州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篇章。

早在崇祯十一年(1638)冬,清兵数万骑就曾南下山东。在德州的附近渡过黄河,从临清分为二支,一支攻高唐,一支攻济宁,然后又合兵攻济南。济南被攻下,巡按御使、布政使、知府等都被杀,德王被执,郡王被杀,全城内外积尸至十三万之多。清兵从济南又折而西南,攻下东平、莘县、馆陶等十数个州县,到了兖州附近的汶上,火烧了汶上的康庄驿,直指兖州。由于滋阳知县尼澄率众守城,防御坚固,准备充分,清兵此次攻兖州未下而撤退。这在前面篇章已有叙述,不再重复。

清兵南下的主要目的是抢掠人口财产。此次攻兖州城虽失利,依然从兖州乡下掠走不少人口。今谷村镇白楼村有一幢白大维的墓碑,碑上记白大维“年十一,遇兖州之难,被掠。漠北崎岖,塞外以艰难……丙午定鼎,赎归养亲”。按碑载白大维卒于康熙三十九年,得年72岁,推算起来,他11岁被掠时正是崇祯十一年那次清兵南下。11岁还是个孩子,就被像牲畜一样掠夺到冰天雪地的地方为奴,一去二十五年,这中间的艰辛可想而知。而他终于还有幸被赎回,那些被杀死或折磨死的。岂止千万?

那些年,天灾本就十分严重。《滋阳县志·灾异》记:“崇祯十三年,蝗旱奇荒,斗麦二两,瘟疫盛行,盗贼窃发,父子相食,人死过半;十四年,斗米万钱,土寇蜂起,路断人行,男女不生育”;“蝗飞蔽日,集于树则枝为之折”。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兵的南下掳掠就更是雪上加霜了。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清军在取得了松锦战役胜利后,再次入关。先后攻破了河北境内的一些州郡,进入山东,攻占了临清。然后从临清分兵五路,其中一路攻济宁,因济宁防守严密,乃于十二月初转攻兖州。

当时的兖州知府是邓藩锡。他字晋伯,号云中,浙江金坛人,崇祯甲戌(1634)进士,曾任南京兵部主事。调兖州任职才四十天,就得到了清兵进关的消息。他和部下赶忙组织力量加强防守。那时最大的问题是粮饷的缺乏。邓藩锡为了筹饷,去找兖州最大的富户鲁王。他对鲁王朱以派说:“臣闻城之不守,皆由城内贵家自惜金钱,自爱安乐,而令窭人饿夫佣子登陴击柝捍御,遂多败事。夫城郭者,我之命也;财贿者,人之命也。我不能畀彼以命,而望彼畀我以命乎?王能散积储以鼓士气,城犹可存,命犹可保;不然,大势一去,玉石皆烬,悔无及矣!”邓藩锡的这一番话可谓句句在理,然而贪鄙得一毛不拔的守财奴朱以派竟不为所动,他哭穷告苦,作哑装聋;邓知府一走,便赶快使人挖地窖埋藏金银。后来兖州城破,朱以派自缢身死,鲁府被劫掠一空,他埋藏的金银直到清末才被在鲁府旧址建教堂的英国人发现,他们悄悄地挖出来运到国外去了。

4万余清兵在兖州城外安营扎寨,把城围得水泄不通。城内的邓知府率领属下官吏、军士及百姓,同仇敌忾,矢志守城。他们分班把守四门,昼夜巡逻,衣不解带。当时范淑泰正在兖州,他和弟弟淑晋、淑谦也参加了守城。邓知府带头拿出了自己全部积蓄,激励将士;其他人及城中居民也纷纷解囊,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他们并不单纯被动地固守,还组织了敢死队,趁黑夜偷偷缒出城去,用大炮攻打清营,杀伤清兵千人之多。清兵造了云梯和冲车,一面猛攻南门,又一面在城西北角积土登城,这些企图都被邓知府率领下的军民打破。但是在坚守数日之后,却因清兵收买城内奸细而功亏一篑。

关于清兵收买内应,兖州民间至今流传着一个“花马牛卖城”的故事。说清兵久攻兖州不下,心生一计,派人化装潜入城内,出重金买通了一个姓牛的内奸。约定了时间,这个无耻的内奸以骑一匹花马为暗号,内外接应,引狼入室。这个传说,在《范氏族谱》的《范淑泰传》中得到证实。传中有“有副将刘某为内应,城遂陷”的记载,指的正是这事,惟“牛”、“刘”的差别,大约是二字读音相近,在流传中论变的。

1642年的 农历十二月八日,传统的腊八节,是兖州历史上一个黑色的日子。这天凌晨,满洲兵在内奸的指引下悄悄地从西门进了城。此时城中大部分人尚在梦中,值班军士听到动静,赶忙敲锣示警,众将士立刻披挂上阵,却发现敌人已黑压压涌进城来。于是一场激烈的巷战在古城展开,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惨酷壮烈,动人心魄。战斗中奋勇杀敌又以身殉城者举不胜举——

监军参议王维新,在与多个清兵搏斗后,身上创伤已达二十多处,犹然力战不止,直至牺牲;

推官李昌期,是进士出身的文弱书生,却持刀上阵,英勇杀敌,最后为国捐躯;

副将丁文明,一人轮战数个清兵,他目眦尽裂,越战越勇,终因寡不敌众而倒下;

滋阳知县郝芳声,在倒下之前,犹大呼“杀贼”之声不止;

兖州知府邓藩锡在力战之后,终于被清兵捉住。清将知道了他是兖州最高行政长官,便力劝其投降。他却闭目装睡,置之不理;敌人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说不降就砍他的头,他破口大骂;敌人要他下跪,他反而把双脚高高地翘起来。清将恼羞成怒,令人砍断他两腿,他仍大骂不止;又砍断了他双臂,最后竟残忍地把他大卸八块,肢解而死。邓藩锡在兖州的亲人只有一个小妾和还在襁褓中的幼子,小妾闻讯后抱幼子投井自杀。

已经离职的滋阳知县樊吉人,元城人,进士。他本已调往京城任兵部主事,尚未来得及赴任,遇上了清兵围城。他说:“守土,吾职也!”积极地参与了防守。城破时他正在北关的城楼上值班,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自刎而死。而不知名的士兵、百姓,在与敌人搏斗后倒下以及被侵略者杀死打伤的,更不知有多少!

清兵进城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四座城门放火烧毁三座。城内民房棼烧殆尽,百姓被杀无数。鲁王府所受劫掠破坏严重。朱以派自缢后,妃妾及府中其他人被害者不计其数。长史俞起蛟竟率全家人二十三口一起自杀。

清兵的这次屠城,其酷烈的程度可以视为后来骇人听闻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前奏,是令兖州人不堪回首的一大劫难。有记载说清兵这次南下,共俘掳人口36万,抢夺牲畜32万头,金银220万两,杀死多少人未见统计。兖州是最重的灾区之一。屠城给兖州人带来的惨痛记忆,历百数十年难以消除。后人曾在城东南隅建苦奶奶庙,用以超度此次屠城中的冤魂野鬼。清兵攻城时,东南隅防守最力,所以清兵进城后痛加报复,在那里杀人最多。

当时,清人似乎尚没有夺取中原的能力和打算。他们南下的主要目的是抢掠财物人口,因此每攻下一地后,并不作长期占领,抢掠烧杀一空之后就撤走。清兵撤离兖州以后,明朝廷又派了官员来收拾残局,册封朱以派之弟朱以海为鲁王。但此时,距明王朝的彻底覆亡已经为时不远了。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号大顺,自称大顺王,年号永昌。接着大军东征,势如破竹,直捣北京。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吊死,宣告了明朝的灭亡。此时,兖州已处于李自成军势力范围之内。由于大顺政权推行均田免赋政策,严禁杀掠,因此深得百姓的拥护,以致各地百姓“结彩焚香以迎”。大顺政权向各州县派遣官员,刘俊东任兖州防御使,高克家任兖州府尹,刘壬敬任兖州同知。今兖州城西屯头村曾有一信女桥碑,赫然刻有“大顺国永昌元年夏梅月立”,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但是,由于李自成等起义领导者的骄傲与失策,形势发生了急遽变化。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开门揖盗,引清兵入关,大顺国政权仅维持三个月便最终失败。接着,清兵南下,这年三月又攻兖州。明兖州总兵刘泽清接受了清兵贿赂,弃城不守,使清兵长驱真入占领了兖州。鲁王朱以海仓皇出逃。这在前文曾作过介绍。

我们不妨把刘泽清的弃城和朱以海的出走看作是明帝国在兖州统治的终结。此后,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兖州属于新兴的满清王朝了。

附:关于范氏牌坊的建造年代及“花马牛卖城”的传说

兖州范氏牌坊以其宏伟精美而名传遐迩。现在虽然已是一道“逝去的风景”。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却似乎历久弥新,仍时时被谈起,甚至还有复建的呼声。多少年来,谈起范氏牌坊,总要谈起范氏家族,尤其要谈起壮烈牺牲的范淑泰,更进而谈起四百年前满人入侵兖州的那场灾难和“花马牛卖城”的传说。在漫长时间和无数人的口耳相传中,这些内容不断地被条理化、系统化,逐渐形成了一个近乎“标准”的传说文本。

前几年,有一位移居他乡的老先生在一封信中也谈到了这些事情,他的叙述,是目前所见惟一的文字记录,现在转录如下:

崇祯年间,关外的满洲人南下掠夺,大军包围了兖州城,城内军民同仇敌忾,防守严密,使满洲兵无计可施。后来,他们用重金收买了一个内奸。这内奸人称“花马牛”。有人说他是一个姓牛的人,骑着一匹花马,也有人说其实是姓牛的郡马,即鲁王的女婿。这个万恶的内奸趁人不备打开兖州西门,致使城内军民官兵大批被杀害。范淑泰就在此时壮烈殉国。后来,鲁王敕建了范氏牌坊表彰范淑泰,牌坊上刻的都是忠孝节义的故事,人物着明代服饰;清朝也建了牌坊来表彰卖国的“花马牛”,就是原来立在钟楼街郡马府前的牛氏牌坊。这两座牌坊上的人物拖着清朝人的辫子,是满人服饰。

这位老先生最后写道:“现在虽然是汉满各族人民大团结,但数百年前的范将军的爱国和花马牛的卖国,两则故事是塑造人们灵魂的好教材。”

老人言之凿凿,其精神令人肃然起敬。然而考诸史实,这个传说除了兖州确是因内奸的出卖而被攻破和范淑泰的英勇殉国外,其余说法都是不甚可信的。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有必要进行一些辨析。

(一)范氏牌坊建于范淑泰就义之前

我们知道范淑泰的殉国是在崇祯十五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日。此时距崇祯帝在煤山吊死、明朝灭亡的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只有一年多一点。更何况那时候兵荒马乱,社会动荡残破得完全无序,根本不具备搞这样宏伟精美的工程的条件,范氏牌坊的建立必在此之前。

我们虽然查不到牌坊建造的具体记载,但可以从一些材料中推断。徐景和老先生曾抄录了范氏牌坊上的题字和官职结衔:

东牌坊正面:万邦为宪,背面:父子同朝;

中间横梁:前汉阳知府调陞广西按察司兵巡道副使提刑加尚书衔接臣范廷弼。

西牌坊正面:忠孝名臣,背面:子孙进士;

中间横梁:翰林院检讨南丹使臣范伸;行人司行人工科给事中加一级臣范淑泰。

上面文字里的范伸、范廷弼和范淑泰可以称作坊主,即牌坊是为了表彰他们三人而建。三人中只有范淑泰是死于战争,其余二人都是病死,而且范伸之死已久。因此不能说牌坊是为表彰范淑泰的殉国而建。再说,我们从上面的文字中也丝毫看不出是表彰一个为国捐躯的烈士的意思来,只能看出是对一个显赫家庭的褒扬。

《范氏族谱》所附的《范淑泰传》中,记他的仕履是:

公……戊辰荐于国,授行人司行人……壬申,授工科给事中;癸酉,巡视工程,管节慎库城工;甲戌,修庆陵工成,加一级;乙亥,丁母黄恭人忧;戊寅,补吏科、升兵科右、工科左 ……

这里对他中进士后各年情况记载很详细。其中的甲戌即崇祯七年,范淑泰因修庆陵(明光宗朱常洛的陵墓)工成而加一级;戊寅为崇祯十一年,范淑泰在丁母忧之后回到朝廷,“补吏科,升兵科右、工科左”。在上引的牌坊横梁上范淑泰的官职,却只有“工科给事中加陞一级”,而没有“补吏科……”等内容,这就说明牌坊建造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些职衔。因此可以确定牌坊的建造是在崇祯七年之后,崇祯十一年之前。

从范廷弼的仕履也可以证明我们的推断不误。现大已知他曾任河南宝丰鲁山等县令,后调京任户部清吏司员外郎中,又调汉阳知府,又以广西按察司兵巡副使加尚书衔出使交趾催贡。从交趾回国后,以功转江西岭北道,在去赴任路过兖州时发病而卒,赠太仆寺正卿。他卒于哪年,本传没有明确记载,但范淑泰传中有“戊寅,公父梦南公自粤复任,暂住里中,遂抱病而终”的话,可知范廷弼是卒于崇祯十一年。牌坊上范廷弼的结衔只到“加尚书衔”而未列“江西岭北道”,更没列死后的赠官“太仆寺正卿”,因此可以知道牌坊建立应在他出使交趾期间或刚回来时。这和前边的推断也是相吻合的。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范氏牌坊是朝廷为表彰范氏家族而建,与范淑泰的殉国无关。建造时间为崇祯七年以后、十一年以前,即公元1634—1638年之间。

(二)牛氏牌坊与“花马牛卖城”风马牛不相及

兖州钟楼街是曾有过两座牛氏牌坊。清末周元英著《滋阳县乡土志》卷三记:

钟楼,前明鲁藩王创建。其东司冠大夫坊,为刑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牛象坤立;三韩臬宪坊,为辽东盘山监军道牛象坤立。

很清楚,这两座牌坊都是为牛象坤所建。那么牛象坤是否是卖城的“花马牛”呢?《牛氏大宗谱》上有他的生平:

牛象坤,字海山,万历己卯举人,历顺天良乡县、直隶河间县知县,刑部四川司主事,广东清吏司员外郎,山西按察司佥事,辽东盘山驿监军道,诰授奉政大夫。

其中的万历己卯即万历七年(1579)。他此年中举,开始其仕宦生涯,下距满洲人侵兖的崇祯十五年(1642),足足63年,他即使二十岁中举,此时也已83高龄,何况四十岁五十岁中举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因此,他不可能是卖城的花马牛。再说,牛氏牌坊明明是明代朝廷表彰明代官吏,上面哪能有清人的服饰?这传说完全是无中生有。

而且,说清廷会为表彰一个卖城者而建牌坊,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清人在政权稳固之后,对于当初投降的汉人是很鄙视的,其中的大官如洪承畴等都被打入了另册,入了《贰臣传》;相反,对为明殉国者和坚决不仕清的遗民倒是大力表彰封赠,又怎么能为所谓“花马牛”建牌坊?

(三)说“花马牛”是牛驸马,也十分值得怀疑

兖州的陷落是缘于内奸的出卖,这是历史事实,在《范氏族谱》的《范淑泰传》中,有“有副将刘某为内应,城遂陷”的记载可证。说“花马牛”就是刘副将有一定道理;说他是牛驸马,未免有捕风捉影不负责任之嫌。

所谓牛驸马,兖州历史上确实有一个,不过确切的说法是牛郡马或牛仪宾。仪宾是封号,郡马是俗称,和驸马一样,是皇家女婿的意思。兖州的这个郡马叫牛黉,他的岳你是第二代鲁王朱肇煇的第六个儿子、被封为邹平郡王的朱泰塍。按明代制度,亲王的儿子封郡王,孙女封县主,牛黉娶的是定陶县主。牛黉的家原在济宁,做了郡马后,就住进了兖州钟楼街的仪宾府,从此成为兖州牛氏的始祖。这是明代中叶的事情,清代乾隆时兖州名人牛运震就是他的后人。

年黉生于成化十二年(1476),卒于嘉靖三年(1524),其活动年代距清兵屠城一百多年,当然不会是“花马牛”。只能退一步,考察他的后人,因为住在仪宾府里,也有可能在传说中被说成是“牛驸马”。

《牛氏大宗谱》所记正当崇祯末年的只有一个牛起宗。从时间上说他具备卖城条件。

宗谱记牛起宗“字振先,府学案首”;他的孙子朱梦瑞的墓志说他“世有儒行”,看来牛起宗是一个读书人。从他出生的家庭来看,他当然也要走读书应考的人生道路。但是,他一生十他坎坷蹭蹬,不仅没获得功名进入仕途,而且因某种事件而被吃了官司,蹲过监狱,又因此受刺激而患有心疾,即精神失常。这些情况,在他的曾孙牛运震一封信中有所记载:

我曾王考发愤王术,实欲光大前烈;遭逢不幸,易名于奸宦,受枉于司,抑被心疾,偃蹇终身,运每怵念前迹,未尝不扼腕顿挫,重唏累嘘……《空山堂文集卷一》)

牛运震这封信是写给他叔父牛梦英的。当时牛梦英任河南息县令,按规定有了为祖父请封的资格(所谓请封就是请求朝廷为自己的父母、祖父母给予某些荣誉称号),牛运震便请他为牛起宗请封。从信中可以看出,牛起宗所遭遇的事件是牛氏家族史上的重大事件,给牛氏后人留下了浓重阴影,以致于在将近百年之后,他的曾孙还念念不忘为他请封,目的就是洗刷掉这阴影的耻辱。

由于文献无征,我们无法知道牛起宗遭逢是什么事件。但如据此就说是与卖城无关,也未免太牵强。他只是一介书生,而在守城的战争中,城门是全城人的生命线所系,一定会派有重兵把守,一般人连靠近也不可能,他怎么有可能卖城?《范氏族谱》说卖城的是“副将刘某”,这才合乎情理。牛运震的信里说他曾:“易名于奸宦,受枉于武虎司”,奸宦是谁,因何受枉,我们都不得而知。但可以知道的是确实吃了冤枉官司。我们无法证明这官司与卖城有关,而既打官司就会结仇,这倒产生了仇家有意败坏他的名声的可能性。因此,在没有更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花马牛”就是牛起宗的情况下,我们宁可认为这是出于仇家对牛氏的诬蔑。何况,现在已确知那卖城的是“副将刘某”。牛氏背了数百年的恶名,可以得到洗刷了。(选自樊英民著《兖州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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